自1995年起，中国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公通字〔1995〕87号），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注册或经营讨债业务，并要求工商部门清理已注册的相关企业。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工商总局再次重申禁令，取缔各类讨债公司。政策初衷在于遏制暴力催收、隐私侵犯等违法行为，保护社会秩序与公民权益。
然而现实中，大量以“商务咨询”“财务顾问”为名的机构仍在从事讨债业务，形成灰色产业链。这类公司常通过签订委托协议，以“风险代理”名义收取高额分成（如10万元以下债务五五分账），规避直接登记为讨债公司。这一矛盾凸显了债务催收市场需求与法律空白之间的张力——尽管司法程序是合法途径，但执行难问题（如财产转移、拖延履行）迫使部分债权人转向非正规渠道。
二、讨债手段的合法性边界：从调查到暴力
（1）信息调查的合法性质疑
部分公司宣称通过“合法调查”定位老赖财产，实则依赖非法手段：
此类行为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且超出《民法典》规定的私力救济范围，相关证据在诉讼中可能因来源非法被排除。
（2）暴力与软暴力催收的刑事风险
实际催收中，手段常滑向违法：
此类行为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且委托人也需承担连带责任。
> 典型案例：湖南沃城公司假借“资产保全部”名义暴力催收，最终12人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获刑，主犯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三、委托讨债的法律责任：风险转嫁的误区
（1）委托人连带责任的认定
即使合同中约定“仅授权合法手段”，委托人仍可能因未尽审慎义务担责：
（2）无效的免责条款
部分公司声称“违法责任自负”，但根据《民法典》第167条，代理人的违法行为若与委托事项相关，委托人需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委托人因讨债公司非法拘禁债务人而被追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例屡见不鲜。
四、合法替代路径：司法与合规催收的实践
（1）法律赋权的救济手段
债权人可通过正规程序实现权利：
（2）合规商业催收的探索
部分机构在合法框架内开展服务：
> 合规要点：2025年《催收新规》要求催收时间限定于8:00-21:00，禁止骚扰无关第三人，并需留存可追溯的催收记录。
五、立法与行业规范的双轨重构
（1）填补监管空白
当前中国缺乏针对债务催收的专门立法，可借鉴美国《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DCPA）：
（2）建立行业自律机制
从暴力博弈到规则治理
讨债公司的生存土壤本质上是司法执行效能不足与合规催收渠道缺失的产物。短期需强化执法，严打暴力催收链条（如湖南汨罗案中律师参与设计“阴阳合同”的共犯行为）；长期应构建分级催收体系，将小额债务纳入行政调解、仲裁等多元解纷机制，降低权利实现成本。未来立法可探索设立“债务催收条例”，将灰色力量纳入透明监管，在债权人权益与债务人尊严间寻求平衡。
> 正义不仅在于债权实现，更在于实现方式必须穿越法律的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