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常州地区围绕债务催收服务引发的争议性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关注。一家自称”常州专业讨债公司“的机构因涉嫌非法催收被媒体曝光，其宣称”不成功不收费”的服务承诺与实际操作中的高额收费、暴力威胁等行为形成强烈反差。这起事件不仅暴露出民间债务催收市场的监管盲区，更将常州本地律师群体在债务纠纷中的专业角色推向舆论焦点。
催收乱象触发法律危机
2024年11月曝光的常州某讨债公司案件中，该公司以”专业法律团队”名义开展业务，实则采用电话轰炸、上门围堵等非法手段。据受害者反映，该公司针对1万元小额债务收取高达30%的服务费，且未签署书面合同。这种”灰色催收”模式在常州并非个案，2025年3月另一家催收机构被查实伪造律师函件，通过虚假诉讼威胁债务人。
此类事件凸显出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催收机构资质混乱，部分公司以法律咨询服务名义规避监管；二是收费机制不透明，”不成功不收费”往往附加隐性条款；三是法律文书造假严重，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常州法律援助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涉及非法催收的咨询量同比激增42%，其中63%的案例存在法律文书造假现象。
律师行业面临信任考验
在常州债务纠纷解决生态中，律师群体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正规律所承接的债务纠纷案件量从2023年的1780件增至2024年的2315件，显示市场需求持续扩大；部分律师与催收公司的违规合作严重损害职业声誉。2025年1月查处的某律所案件中，三名律师违规出售空白律师函，每份收取200-500元不等。
这种现象折射出行业深层次矛盾：基层法律服务供给不足与市场需求激增的矛盾，专业服务规范化要求与个别从业者逐利冲动的矛盾。常州市律师协会的调研显示，37%的受访市民认为”律师与催收公司界限模糊”，28%的当事人遭遇过”假借律师名义的催收行为”。
法律规制体系亟待完善
现行《律师法》和《市场监督管理条例》对债务催收领域的规制存在明显滞后。常州某区法院2024年审理的21起催收纠纷案中，有17起因法律依据不足难以定性。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赵良善律师指出：”现行法律对催收服务费性质、律师函出具规范等关键问题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对比长三角主要城市，苏州早在2023年就出台《商事调解服务管理办法》，将催收服务纳入特许经营范畴；南京则建立律师函电子备案系统。常州目前仍沿用2019年制定的行业指引，在收费标准、服务流程等方面已明显不适应现实需求。
构建多元解纷新生态
破解困局需要多方协同创新。常州市司法局试点的”园区保”小微普惠服务项目，通过购买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债务调解，2024年成功化解纠纷437起，为企业挽回损失超1.2亿元。市律协推出的”阳光催收”认证体系，对合规律所实行星级评定，已有23家律所通过认证。
技术创新方面，区块链存证平台的应用有效遏制法律文书造假。某区块链服务商数据显示，接入该平台的常州律所，律师函纠纷率从15.7%降至3.2%。未来发展方向应聚焦三个方面：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债务调解市场化服务体系，推动”互联网+法律”的深度融合。
这场由讨债公司乱象引发的行业震荡，实质暴露出经济转型期法律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之道不在于简单取缔，而要通过制度创新重塑健康的服务生态。当合规律师能够以专业能力获得合理回报，当市场主体可以便捷获取可信赖的法律服务，常州的营商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质的提升。这既需要立法者加快填补制度空白，也考验着法律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和社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