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活动频繁的扬州，债务纠纷的解决途径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部分债权人因缺乏法律知识或急于收回欠款，试图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所谓“讨债公司”的联系方式。这种需求背后，折射出我国民事执行体系效率不足与公众法治意识薄弱的双重困境。
行业存在的法律悖论
我国《刑法》第225条明确将非法经营罪定义为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物品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讨债行为可能构成此罪。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工作报告显示，全年审结非法催收类案件17件，涉案金额超600万元，其中采用电话催收手段的案件占比达82%。
这些所谓”讨债公司”通常以商务咨询、法律服务等名义注册，实则从事非法催收活动。其电话催收行为往往伴随威胁恐吓、信息轰炸等手段，2024年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处理的骚扰电话投诉中，涉及债务催收的占比达34%。这种灰色产业的存在，本质上暴露了司法执行周期长、成本高的制度性缺陷。
电话催收的技术化变异
现代催收行业已形成完整的技术链条，通过虚拟运营商获取大量电话号码（据工信部2024年数据，此类号码投诉量同比增长120%）。部分公司使用AI语音系统进行全天候骚扰，单日外呼量可达上万次。扬州某科技公司2024年被查获的案例显示，其开发的智能催收系统具备声纹识别、情绪分析等功能，能自动调整催收话术。
这种技术异化催生出新型犯罪模式，催收人员通过改号软件伪装成法院、公安机关电话号码（2024年网信办专项整治中，封禁此类违规号码12.8万个）。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平台利用大数据非法获取债务人社交关系网，形成”软暴力”催收网络，这种行为已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0条。
社会治理的多维困境
从经济学视角看，非法催收市场的繁荣反映资源配置失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5年《债务催收白皮书》指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司法解决平均耗时286天，而非法催收平均3天即可达成还款协议。这种效率落差催生了地下市场的生存空间，但也严重破坏市场秩序。
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监管真空地带。市场监管部门侧重公司注册资质审查，公安部门需确凿证据才能立案，通信管理部门只能处理表面违规行为。这种多头管理格局导致违法成本低下，某被查处公司负责人坦言：”每次罚款不超过10万元，而月均利润超200万元。
法治化解决方案探索
构建现代化债务处理体系已成当务之急。苏州市推行的”互联网+执行”模式值得借鉴，通过区块链技术固化电子证据，将执行周期缩短至平均45天。浙江大学法学院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债务调解平台，引入专业调解组织，目前试点数据显示调解成功率达67%。
技术创新方面，深圳前海法院正在测试”智能执行助手”，运用大数据分析债务人履约能力，自动生成个性化还款方案。这种法治化路径不仅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更重要的是重建社会信用体系。扬州市工商联2025年调研显示，83%的企业主更愿意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债务问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任何脱离法律框架的债务清理手段终将付出更大社会成本。面对债务纠纷，公民应当拨打12368司法服务热线，或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提交立案申请。唯有强化法治信仰，完善制度设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催收的生存土壤，构建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