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讨债公司电话骚扰时，报警不仅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更是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根据2025年《民法典》第675条，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但催收行为必须遵循合法性、公平性与诚实信用原则。若催收方采取频繁拨打电话、辱骂威胁等手段，则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关于“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或“公然侮辱他人”的规定，面临5-10日拘留及罚款。
从法律实践看，此类行为的违法性认定存在双重标准。若电话骚扰伴随虚构债务、伪造凭证等行为，可能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或敲诈勒索罪；而单纯的催收骚扰则更多属于治安管理范畴。例如山东周先生因被冒充讨债公司诈骗8000元报警后，警方以刑事立案追责。但需注意，若双方存在真实债务关系且催收手段未达刑事标准，警方可能建议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二、报警受理条件与证据要求
报警能否被受理的核心在于证据充分性与行为性质界定。根据《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债务人需保留通话录音、短信记录、骚扰时间统计等电子证据，证明催收方存在“每日拨打超3次”“夜间持续骚扰”等违反《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的行为。例如南宁反诈中心曾通过技术手段锁定某催收公司使用虚拟号码实施轰炸式骚扰，最终冻结其账户资金。
警方受理流程通常分为三步：初步核实证据、判断案件性质、启动调查程序。若证据显示存在暴力威胁或信息泄露（如催收方将债务信息告知无关第三方），公安机关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立案。但实践中存在“软暴力”认定难题，例如某案例中催收方使用AI语音系统每日拨打20次，因未直接威胁未被立即立案。建议同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形成证据互补。
三、执法难点与应对策略
当前执法面临三大困境：一是催收公司常使用虚拟号码或异地服务器，增加追踪难度；二是债务纠纷与违法催收行为交织，导致责任划分模糊；三是部分基层警力对经济纠纷介入持谨慎态度。例如某借款人因不堪骚扰自杀，警方初期以“民事纠纷”为由未及时处置，后经舆论压力重启调查。
对此，债务人可采取“证据链构建+多部门联动”策略。通过公证处对通话记录进行证据固定；利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向网信办举报信息泄露问题；若涉及金融机构外包催收，可向银提交违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部分地区已试行“债务催收黑名单”制度，将多次违法的催收公司纳入信用惩戒体系。
四、权利救济与行业治理展望
个体维权需与行业规范相结合方能实现长效治理。从个体层面，债务人可依据《民法典》第1032条主张隐私权，要求催收方停止骚扰并赔偿精神损害。从行业层面，人大代表阳国秀提出的“民间借贷催收立法规范”建议正在推进，未来可能建立催收牌照制度与费率上限。
国际经验亦值得借鉴，例如英国《1974年消费者信用法》要求催收公司在通话前发送书面通知，且每周联系不得超过3次。我国可探索“分级响应机制”：对初次轻微违规采取警告；对重复骚扰纳入行政处罚；对涉黑催收升级刑事打击。需完善债务人法律援助体系，降低维权成本。
总结与建议
综合而言，遭遇讨债公司电话骚扰时报警具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实际效果受证据完整性、行为恶性程度及执法资源配置影响。建议公众：① 遭遇骚扰立即开启通话录音并保存记录；② 优先通过12378金融投诉热线寻求调解；③ 若涉及人身威胁或信息泄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提交完整证据链。未来研究可聚焦于催收行为量化标准（如单日通话次数上限）及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司法应用，以平衡债权实现与人格权保护的冲突。唯有通过法律完善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才能构建更公平的债务清偿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