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93年起通过多部规范性文件明确禁止讨债公司的设立及运营。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停止办理公、检、法、司所属的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登记注册问题的通知》等文件构成政策基础，而2014年泰州中院判决（2014）泰中商终字第00332号案件更以司法实践确认委托讨债合同违法无效的法律后果。
此类合同无效的直接后果是委托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某案例中，乙公司虽实际完成催收却因合同违法无法主张佣金，委托人反而需承担调查费用损失。这种”债权变现反成被告”的悖论，折射出司法系统对商业化讨债行为的否定态度。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此类无效合同将导致权利义务关系悬置，任何一方均丧失合同法框架下的救济途径。
二、违法犯罪行为的连带风险
实务中部分讨债公司采用心理施压、跟踪滋扰等边缘手段，更有甚者直接实施暴力催收。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喷漆、堵门等行为可能构成毁损罪（第354条）、侵入住宅罪（第306条）；限制人身自由则涉嫌非法拘禁（第302条）；言语威胁可能触发恐吓罪（第305条）。
委托人可能因”指使””放任”等主观要素认定成为共犯。某地方法院判决显示，当催收人员实施非法拘禁时，债权人因默许暴力手段被认定为共同犯罪。这种风险具有不可控性，即便合同约定”合法催收”，实际操作中也难以完全约束第三方行为。
三、经济权益的多重侵蚀
讨债公司普遍采取”高额佣金+预付费用”的收费模式，某案例显示佣金比例高达45%，且包含征信调查等名目费用。更严重的是资金失控风险，广东某地曾发生讨债公司截留200万元回款后卷款潜逃的刑事案件，委托人因缺乏有效债权凭证而维权无门。
隐性成本往往远超预期。北京某企业委托催收后，因讨债公司伪造还款凭证导致原始债权消灭，最终需通过耗时三年的诉讼才恢复债权。此类操作瑕疵还可能引发二次诉讼，如某案例中委托人反被讨债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起诉索要垫付费用。
四、信息失控的衍生危机
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行业痼疾。某征信修复案件揭露，讨债公司将获取的通讯录信息转售黑产链条，致使委托人及关联方遭受精准电信诈骗。这种风险源于行业缺乏监管，某调查显示72%的讨债公司未建立基本的信息保护制度。
信息滥用还可能构成新的违法事实。浙江某案例中，催收人员利用获取的银行流水实施敲诈勒索，委托人因”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行政处罚。更严重的是，部分公司伪造证据材料可能导致核心债权被司法机关否定。
五、替代性解决方案的构建
合规催收渠道已形成完整体系。债权人可通过支付令（民诉法216条）、律师函警告等非诉途径主张权利，某统计显示专业律所代理的商事账款回收率可达78%。对于复杂债权，诉讼保全与强制执行程序的组合运用往往比暴力催收更具实效。
行业治理需要多方协同。2025年公安部开展的”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已将非法讨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建议债权人建立包括合同审查、账款跟踪、法律咨询在内的风控体系，某上市公司通过嵌入智能合约的区块链账本系统，成功将坏账率控制在0.3%以下。
委托讨债看似是解决债务困境的捷径，实则可能引发法律、经济、信息等多维度风险。在政策持续收紧、监管日趋严格的背景下，债权人更应依托合法途径，通过完善内控制度与专业法律服务构建可持续的债权管理体系。未来行业治理需强化数字监管工具运用，探索建立合规催收机构的白名单制度，在保障债权人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间寻求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