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社会债务纠纷频发的背景下，部分讨债公司为施压债务人，频繁向其亲属发送警告性或威胁性短信，甚至直接扬言“骚扰家人”。此类行为不仅引发公众对催收手段合法性的质疑，更涉及公民隐私权、人格尊严权的保护问题。本文结合现行法律框架与社会实践，对这一现象是否构成违法行为展开系统性探讨。
一、法律框架下的违法性认定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多次发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信息已构成违法。讨债公司向非债务关联第三方发送催收短信，即便内容不含直接威胁，但只要达到“干扰正常生活”的程度，即可触发该条款的适用。例如，某地法院2024年判决案例显示，连续三天发送超过5条催收短信即被认定为“多次”骚扰。
进一步分析《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侵扰行为。催收短信对亲属造成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困扰，实质上侵害了“生活安宁权”这一新型人格权。2023年北京某区法院的判例中，被告因向债务人母亲发送18条催收短信，被判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从行为要件分析，合法催收应以债务人为对象，且不得超出必要限度。根据央行《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催收机构仅能联系债务人事先授权的紧急联系人。向非授权亲属发送短信，既违反合同约定，更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某网贷平台2024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其投诉案例中32%涉及家庭成员信息违规使用。
在结果要件层面，需考察实际损害程度。司法实践中，短信内容是否包含辱骂词汇、发送频率是否异常、接收者是否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或老人）均影响违法性认定。例如深圳某案中，催收方连续两周每日发送带“老赖”字样的短信给债务人患病父亲，最终被认定为“情节较重”。
三、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剖析
证据固定是目前维权的首要障碍。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指出，仅有短信截图而缺乏发送主体证明时，37%的起诉因证据链断裂被驳回。建议采用公证云等第三方存证平台，对短信详情页、IP地址、发送时间等要素进行区块链存证。
责任主体认定存在模糊地带。当催收业务外包时，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债权人需对第三方机构的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实践中有51%的案例因无法证明委托关系导致追责失败。2025年浙江高院出台的《债务催收纠纷审理指引》明确要求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变化使胜诉率提升至68%。
四、多维度的应对策略
个人维权层面可构建“三步防御体系”：首先通过运营商开通骚扰拦截功能，其次向银12378热线投诉，最后提起侵权之诉。2024年上海某维权者运用该策略，不仅迫使催收公司公开道歉，还获赔2万元精神损失。
社会规制方面需完善“双重监管机制”。建议参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四条，将违规催收设备纳入工信部监测范围。同时建立行业黑白名单制度，对累计投诉超5次的企业实施市场禁入。数据显示，广东省2024年试点该制度后，催收投诉量同比下降43%。
总结与建议
综合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可见，讨债公司向非债务人亲属发送催收短信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其本质是对公民人格权的系统性侵害。建议从立法层面细化“正常生活干扰”的认定标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增设催收信息使用专章。未来研究可聚焦于区块链技术在催收证据固定中的应用，以及债权人与第三方机构的责任划分模型构建，为建立更完善的债务纠纷解决机制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