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讨债公司本身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规定，讨债业务从未被列入企业合法经营范围，任何以“讨债公司”名义注册的企业均属违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已明确规定：“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这表明讨债公司的设立从源头上违反了行政法规。
从监管演变看，尽管2017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商标分类时新增了“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新兴服务类别，讨债公司仍被明确排除在合法注册范围之外。现有市场中所谓的“讨债公司”多以商务咨询、信息调查等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实际从事讨债业务，这种表面合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矛盾，使其始终处于灰色地带。监管部门对这类企业采取“发现即查处”的原则，要求已登记机构停止讨债业务并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否则将面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二、非法讨债手段的刑事风险边界
实践中，讨债公司常用的手段往往触及刑法红线。根据公安机关的警示，五大高危讨债行为均对应明确罪名：
1. 非法拘禁罪：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如使用铁链锁人或拘禁于特定场所。根据《刑法》第238条，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 罪与故意伤害罪：强行夺取债务人财物或殴打致伤。某案例中，王某雇佣人员冲入债务人家中搬走电器家具并打伤屋主，最终被以罪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3. 非法侵入住宅罪：滞留债务人家中拒不退出。安徽芜湖“江涛案”中，催收组长期采用喷漆、堵锁眼、驻守等方式逼债，主犯最终因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被判20年。
这些行为往往与黑恶势力犯罪交织。如“套路贷”案件中，犯罪集团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等手段制造虚假债权，再通过暴力催收非法获利，形成“借款—催收—再勒索”的犯罪链条。2019年宣判的芜湖“1·15”系列案显示，某团伙通过组建“催收组”，采用、非法拘禁等手段敲诈18.7万元，最终31人获刑。此类案件揭示：即便存在基础债权，采用非法手段催收仍将承担刑事责任。
三、合法债务救济的民事途径
（一）司法快速通道工具
法律提供多种高效救济手段：
（二）诉讼与执行保障
当债务人提出抗辩时，债权人可通过诉讼确权：
1. 证据保全：需保存借据、转账记录、催收函等原始凭证。根据《民法典》，电子数据可作为有效证据，但需经公证保全。
2. 保证人权利衔接：保证人可援引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如时效抗辩），即使债务人放弃抗辩，保证人仍可主张（《民法典》第701条）。
3. 债权凭证换发：胜诉后若执行未果，可申请将判决书换发为债权凭证，中断执行时效，发现财产时可随时恢复执行。
四、专业债务处理的合规指引
（一）自行协商的规范框架
优先通过书面协商解决，需注意：
（二）委托机构的资质审查
委托第三方机构时：
（三）刑事民事交叉案件处理
对涉黑恶势力的非法讨债：
结论与行动建议
讨债公司的非法性根植于中国法律体系，其常见手段多触犯刑事法律。债务纠纷的合法解决必须回归法治框架——从支付命令、本票裁定等非诉工具，到诉讼与执行保障，法律已构建多层次救济路径。
当前亟待加强的是合规催收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需明确合法第三方机构的服务边界，参考《民法典》第701条对保证人抗辩权的保护逻辑，制定《债务催收管理条例》；另一方面可探索“法院+商会”调解模式，将民间债务纳入多元解纷机制。
对债权人而言，预防优于救济：签订合同时增设担保条款、约定仲裁条款（《仲裁法》第4条）、定期核查债务人资产状况；债务逾期后首选司法途径，避免因委托非法讨债从受害人沦为被告人。唯有将债务清偿纳入法治轨道，才能真正保护财产权与社会秩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