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债权人将讨债事务委托给第三方机构时，其自身可能因代理关系或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合同中约定“禁止非法手段”也难以完全规避风险。
我国自1993年起便明确禁止讨债公司的注册经营，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等部门多次发文取缔各类讨债机构。尽管部分机构以“征信服务”“商账管理”等名义运作，但其催收行为若涉及暴力、骚扰或信息窃取，则明显踩踏法律红线。实践中，债权人常误以为委托合同可隔绝风险，却忽略《民法典》第164条与第167条确立的代理责任规则——若代理人实施违法行为且委托人知情，双方需连带担责。近年来，江苏、上海等地已出现多起债权人因讨债公司非法拘禁、殴打债务人而被判赔偿甚至获刑的案例。
讨债公司的非法定位与政策沿革
我国对讨债公司的禁令可追溯至1993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关于停止办理公、检、法、司所属的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登记注册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机关停止相关注册并清理既有机构。后续二十余年，公安部、国家经贸委及国务院三部门多次联合发文，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2002年商标分类调整时，“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被纳入注册范围，但追债公司仍被排除在外。现行法律框架下，仅持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收购方式处理次级债务属合法范畴，其他以威胁、骚扰等手段催收的“地下讨债”均属非法。
⚖️ 连带责任的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
民事赔偿风险主要源于代理关系的法律推定。《民法典》第167条规定，代理人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实施的，被代理人与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例如河北某案中，讨债公司非法获取债务人通信记录定位其住所，债权人虽未直接参与，但因默许该行为被判赔偿信息侵权损失。江苏某案更进一步，债权人因讨债公司暴力催收致债务人伤残，被判赔偿医疗费及精神损害17万元。
刑事共犯风险则聚焦于对违法手段的知情或放任。根据《民法典》第1169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需连带担责。2024年上海某判决中，债权人因默许讨债公司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48小时，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缓刑。若催收中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毁，委托人还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等罪名共犯。
⚠️ 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局限
部分债权人试图通过约定“受托方不得使用非法手段”切割责任，但此类条款存在双重失灵：
1. 内部约束弱：催收机构为达成目标常游走法律边缘，电话轰炸、上门滋扰等“软暴力”已成行业潜规则；
2. 外部抗辩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免责条款仅约束委托双方，对第三方债务人无对抗效力。《民法典》第921条明确，受托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委托人需承担赔偿责任。即便债权人未直接指令违法行为，若未积极制止仍可能被推定为“间接故意”。
连带责任的核心法律依据
除代理责任外，两类特殊情形加剧风险：
1. 共同侵权认定：若债权人向讨债公司提供债务人隐私信息（如住址、家庭成员情况），或授意“施加压力”，可能被认定为共同侵权人。《民法典》第116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的，应连带担责。
2. 违法信托无效：为规避债务设立的信托同样可能引发连带风险。根据《信托法》第11条，以非法财产设立信托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信托无效。如山东某案中，委托人用非法行医所得设立家族信托，法院以“资金来源非法”为由强制执行信托财产，并判令委托人承担追缴不足部分的补足责任。
合法债权的替代实现路径
相较非法催收，法律途径虽需时间成本，但兼具效力与安全性：
1. 支付令与诉前保全：对无争议债务，债权人可依《民事诉讼法》申请支付令，法院1个月内出具文书，费用仅500元；紧急情况下还可申请冻结债务人资产。
2.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新《公司法》第54条突破性规定，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直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2024年北京西城区法院首例适用案中，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直接从股东处获偿。
3. 债权转让合规化：持牌资产管理公司可收购不良债权（《民法典》第545条），但需注意：侵权之债需待债权确定后才可转让，否则受让人可能缺乏诉权。
三、总结与建议
债权人委托讨债公司的行为本质是将法律风险置换为信用风险：表面转移了催收成本，实则可能因连带责任陷入更深法律泥潭。新《公司法》第54条确立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以及支付令、债权转让等合法途径，已为债权人提供更低风险的选择。
未来债务清收市场的规范化，需依托两重机制：
1. 监管层面：建立地方主导的债务调解中心，将民间借贷纳入统一登记系统，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暴力催收需求；
2. 技术层面：推广区块链存证平台，固化借贷合意与履约记录，为支付令等快速程序提供证据支撑。
对债权人而言，唯有通过法律赋权路径主张权利，方能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实现债权。正如家族信托执行案所昭示的：任何试图以非法财产或非法手段构筑的“安全资产”，终将在执行程序中归于无效。
> 法律是文明社会的最后防线，债权人以暴制债的尝试，无异于在防线边缘纵火，终将焚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