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电话轰炸、家人频繁被骚扰、家门口被涂抹威胁文字——江苏镇江的杜鹏因9000元信用卡逾期，遭遇第三方催收公司的持续骚扰，其父母也沦为催收对象。他愤怒又无奈：“我从银行借的钱，直接跟我说就行，不是不还，只是暂时困难。” 这类场景背后，隐藏着一个普遍误区：许多债权人误以为委托“讨债公司”是高效收回欠款的合法手段。法律早已明确：讨债公司在我国属于非法组织，委托此类机构不仅无法保障债权，还可能将债权人拖入连带责任的风险漩涡。
一、法律禁令与政策沿革
讨债公司的存在本身即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根据1995年公安部与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禁止开办“讨债公司”的通知》，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讨债公司均被明令禁止，工商部门不得予以注册登记。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委托合同中若涉及商业化讨债内容，因违背公序良俗和政策禁令，将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所谓“合法催收机构”实为文字游戏。当前市场中以“信用征信”“商账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等名义运营的公司，实际从事的仍是催收业务。这类公司通过注册经营范围与实质业务的分离规避监管，但其核心业务仍游走于法律边缘。例如，部分公司以“债权转让”形式承接债务，但若催收手段违法，委托人仍难逃责任。
二、委托讨债的连带风险分析
刑事连带责任是最大隐患。当讨债公司采用暴力、恐吓、软暴力（如骚扰亲属）等手段时，委托人可能被认定为共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明确规定，对使用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或侵入住宅等手段催收的行为，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在司法实践中，若委托人明知催收方可能采取非法手段仍委托，或对催收行为未予制止，即需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民事与经济风险同样严峻。一方面，委托合同无效后，已支付的佣金难以追回。前文提及的2013年委托案例中，法院判决合同无效，债权人无法索回45%的高额佣金。若催收过程中侵犯债务人权益（如泄露隐私、诽谤侮辱），债权人需与讨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更隐蔽的风险在于信息泄露——部分讨债公司为施压，非法购买债务人关联人员信息，债权人可能因“共同侵权”被诉。
三、合法债务催收的替代路径
司法程序是债权实现的核心保障。对于证据清晰的债务，可申请支付令（《民事诉讼法》第191条），债务人15日内未提出异议即可强制执行。对于争议较大的债务，诉讼仍是终局性解决手段。2023年某地法院数据显示，信用卡债务诉讼的平均审理周期已缩短至45天，远高于非法催收的实际回款效率。
非诉机制具有灵活优势。和解与调解能降低维权成本：
四、行业治理与立法趋势
催收外包的监管正在强化。2024年《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合作催收机构承担管理责任，禁止暴力催收及无关第三人骚扰。但实践中仍存漏洞：建设银行2023年将M3（逾期61-90天）账户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后，投诉量同比上升17%，主要涉及信息泄露和骚扰亲属。
专项立法已在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债务催收管理条例（建议稿）》释放规范化信号，其核心框架包括：
回归法律框架的债务救济
委托讨债公司的本质是将合法债权交由非法手段实现，如同饮鸩止渴。从合同无效的法律认定，到催收引发的刑事共犯风险，债权人可能从受害者蜕变为加害方。在司法效率不断提升的当下，支付令、调解、仲裁等路径的综合运用，已能有效平衡债权实现与程序正义。未来随着《债务催收管理条例》的出台，规范化的商账催收或将成为可选渠道，但现阶段，坚守法律底线仍是债权人保护自身权益的唯一安全绳。
> 关键行动建议：
> 1. 对已委托讨债公司者：立即终止合作，留存暴力催收证据以撇清责任；
> 2. 对逾期债务：优先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费用低至100元），或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快速确权；
> 3. 对大额债务：在诉讼中同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转移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