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服务的收费结构通常采取“基础费用+成功提成”的模式。基础费用根据案件复杂程度收取固定金额，小额简单案件约1000-2000元，复杂大额案件可达3000-5000元或更高。成功提成则按实际追回金额的比例计算，比例区间一般为10%-30%，具体取决于债务金额和追讨难度。例如，10万元以下债务提成比例为15%，10万-50万元则为20%。合同中需明确注明该比例是否阶梯式递增，以及是否设置最低收费门槛（如不足3000元按3000元收取）。
收费明细的填写需严格分层细化。除基础服务费与提成外，额外成本必须单独列项并标注计算依据：
合同需采用表格形式清晰划分费用类型，避免模糊表述如“相关费用”，防止后续争议。参考范本中明确要求填写：“债款由债务人打入甲方指定账户：户名______，账号______，开户行______”，确保资金流向透明。
联系方式的关键要素与法律边界
委托合同中双方联系信息需具备法律效力。个人委托应填写身份证号及现住址；企业委托需提供营业执照编号及注册地址，并指定唯一对接人及紧急联络方式。示例条款：“甲方指定收款账户：户名______，账号______，开户行______；乙方需确保债务清偿款转入该账户，否则视为违约”。若涉及第三方协作（如调查公司），需同步披露其名称及授权范围。
联系方式的使用限制直接关联法律风险。合同中必须明确禁止非法催收手段，例如：“乙方不得在夜间或仅有未成年人在家时上门催收；不得采用跟踪、恐吓、暴力或毁损财物等行为；不得冒充人员”。英国《讨债人规范》明确禁止晚间入户催收，新加坡法律则规定对骚扰式催收可申请“快速保护令”。委托方需在合同中保留单方终止权条款，如：“若乙方采取违法犯罪手段催收，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并追偿”。
合同条款的合法性审查要点
委托内容的合法性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我国政策明令禁止商业化讨债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指出：“讨债公司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委托协议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实务中可采用变通表述，如将服务内容描述为“债务法律风险评估”、“还款协商协助”等，但需删除任何涉及“暴力催收”、“强制执行”等违法表述。广州王希军案中，讨债公司因软暴力催收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主犯获刑24年，凸显合同表述合法的重要性。
权限条款需严守法律边界：
违约条款需双向约束。委托方若私自与债务人和解，需支付约定佣金（如范本：“甲方私下与债务人达成还款协议的，乙方已收费用不予退还”）；受托方若未按期完成服务或违反法律，应退还费用并支付违约金，金额建议设为合同总额的20%-30%。
风险防范与争议解决方案
法律替代途径显著优于讨债公司。诉讼成本远低于讨债佣金——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10万元债务的诉讼费仅2,300元，比例约2.3%，而讨债佣金普遍超过10%。非诉途径如律师函催告（单次约500-2000元）或调解委员会协商（通常免费）更安全有效。我国已取缔注册讨债公司，工商总局明令禁止其登记注册，委托此类机构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
争议处理需预设机制：
主动披露监管记录可降低风险。例如英国要求讨债人持证上岗，新加坡CCAS协会接受投诉调解，委托方可要求受托方提供无违法记录证明（如有），但国内缺乏同类机制，更需谨慎。
委托讨债公司本质上是高风险的法律边缘行为。收费明细的填写虽可参照分阶比例制（如债务额10万内收8%-12%，千万以上收1%-3%），但合同效力始终面临无效风险。联系方式需精确到账户信息与身份编号，并严禁授权任何暴力或软暴力手段。当前全球监管趋严，英国2013年推行讨债人持证制度，我国司法实践亦明确否定讨债合法性。债权人应转向律师诉讼、司法调解等正规渠道，以2.3%-5%的诉讼成本实现权利保障，避免陷入“维权反成共犯”的困境。未来研究可聚焦合规催收机构的认证标准，推动债务化解服务的合法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