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1995年起通过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通知，明确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办“讨债公司”。这一禁令的核心在于，讨债公司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力，其业务模式天然与合法手段相悖。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催收非法债务罪，即便债务本身合法，若催收过程涉及暴力、威胁等行为，仍可能构成犯罪。例如，2021年上海静安区检察院办理的顾某暴力催收赌债案中，法院依据新罪名对未直接实施暴力的组织者定罪，凸显了法律对催收行为边界的严格限定。
从法理角度看，讨债公司游走于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灰色地带。民法典虽未直接规定暴力催收的刑罚，但通过刑法中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罪名形成补充约束。这种立法体系表明，国家允许民事主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债务纠纷，但坚决否定以私力救济为名的非法手段。
二、暴力催收手段的违法本质
暴力催收的违法性体现在行为方式与后果的双重危害。列举的语言攻击、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行为，本质上是对债务人身体权、隐私权及人格尊严的侵犯。例如，通过短信轰炸或公开隐私逼迫还款，可能同时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寻衅滋事罪。典型案例显示，某些讨债公司甚至采用“软暴力”，如播放哀乐、跟踪骚扰，这类行为虽非肢体冲突，但仍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从犯罪构成分析，暴力催收往往具有复合型特征。江苏某催收团伙曾以“商务咨询”名义注册，实则通过伪造法律文书、虚假诉讼等方式施压，最终被认定为套路贷犯罪集团。这种将合法外衣与非法手段结合的模式，导致单一罪名难以全面评价，需适用数罪并罚原则。
三、社会危害与治理困境
暴力催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远超个案范畴。数据显示，2018-2020年涉黑恶案件中，35%与非法讨债相关。此类行为不仅加剧债务人的心理崩溃（如7提到的催收致人自杀案例），还衍生出虚假诉讼、金融诈骗等次生犯罪。例如，某催收公司通过购买公民信息批量实施威胁，形成“产业式”违法链条。
治理难点在于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与反侦查能力。6揭示，部分公司以“法律咨询”为幌子，采用分阶段收款、间接接触债务人等手段规避监管。行业流动性大、取证困难，导致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衔接不畅。这种现象在2025年催收新规实施后有所改善，但资质审查与培训机制仍需强化。
四、立法演进与行业转型
法律对暴力催收的规制经历了从模糊到精准的转变。早期依赖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名”，2021年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增设实现了行为类型化。这一变化在司法实践中体现为量刑差异化，例如上海案例中主犯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而同案暴力实施者此前以寻衅滋事罪获刑更重，反映了“轻罪分流”的立法意图。
行业转型压力催生合规化探索。根据2025年新规，催收机构需取得资质认证、限定沟通时间、建立申诉渠道。部分大型机构开始引入AI催收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定制还款方案，减少人为冲突。小型公司因成本压力可能转向地下化，例如通过境外服务器实施匿名骚扰，这对跨境执法协作提出新挑战。
法治框架下的债务解决路径
讨债公司的违法性根植于其对抗法治逻辑的本质。暴力催收不仅侵害个体权益，更侵蚀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当前法律通过罪名细化、行业监管、技术赋能构建起立体约束网络，但需警惕变异形态的出现。未来研究可聚焦两方面：一是完善债务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例如推广调解仲裁；二是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债务存证中的应用，从源头减少催收需求。唯有将债务清偿纳入法治轨道，才能实现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