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民间借贷纠纷的激增，非法讨债公司通过暴力催收、骚扰威胁等手段介入债务纠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机构往往披着“商务咨询”的外衣，实则采用超出法律边界的催收行为，不仅侵犯债务人合法权益，甚至可能将债权人卷入刑事风险。面对这一社会痛点，如何识别非法催收行为并采取有效法律手段，已成为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课题。
一、非法讨债的法律定性
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催收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催收高利贷等非法债务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罪名将暴力催收、软暴力骚扰等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例如广东某催收团伙因使用“呼死你”软件骚扰上百万借款人及其亲友，最终44名成员被批准逮捕。
民事层面，《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禁止高利放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更是明确，若催收手段包含侮辱、威胁或骚扰，债权人可能需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例如苏州某金属制品公司委托商务咨询公司追债，因受托方扣押债款引发诉讼，法院判决受托方需返还资金并承担利息损失，但债权人仍面临执行困难。可见即便委托关系合法，非法催收风险仍可能反噬债权人。
二、应对非法催收的关键步骤
证据保全是维权的首要环节。债务人应及时保留电话录音、短信截图、上门催收视频等原始证据，通话时可明确告知对方“本次通话正在录音，请表明身份”以固定证据链。对于骚扰信息，需完整保存发送账号、时间及内容，例如宁波朱某因未保留讨债公司虚假地址信息，导致被骗后难以追责。
多渠道救济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立即拨打110报警并要求出具《接报回执单》，公安机关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催收人处以拘留或罚款；向银或地方金融监管局投诉，2025年新规要求单日催收电话不得超过3次且禁止冒充公检法；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如深圳法院曾判决某网贷平台因泄露借款人信息需赔偿5000元。
三、债务纠纷的合法解决路径
制度化协商是化解矛盾的首选。债务人可与债权人协商分期还款方案，提供收入证明、医疗记录等材料佐证还款能力。2025年《停止催收政策》实施后，金融机构被要求转向司法途径，这为协商创造了政策窗口期。例如杭州某银行推出“困难客户纾困计划”，允许最长36个月的利息减免分期。
司法救济渠道包括支付令申请和诉讼保全。对于证据确凿的债务，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该程序仅需15日且费用仅为诉讼费的三分之一。若遇财产转移风险，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广州某案件通过冻结债务人账户成功追回欠款230万元。
四、风险预防与制度反思
债务管理前置能有效规避风险。借款前应通过“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核查放贷机构资质，签订合同时注意留存电子合同原件。广东高院典型案例显示，超过60%的套路贷案件利用空白合同实施诈骗。建议引入第三方电子存证平台，对借贷全过程进行区块链存证。
监管体系革新亟待推进。当前可借鉴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要求催收机构在收集个人信息前明确告知用途。同时需建立全国联网的催收行为举报平台，2025年银已试点“金融消费者保护信息库”，未来可扩展至民间借贷领域。
面对非法讨债乱象，公民既要强化证据意识与法律素养，也需善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监管部门应加快制定《债务催收管理条例》，明确从业资质、行为规范及惩戒措施，而司法机关需完善“刑民衔接”机制，对暴力催收形成持续震慑。唯有构建“预防-处置-救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债务纠纷解决的法治化转型。